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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成为清末留学首选?

2020-07-06  螺蛳王老师

回望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曾受西方入侵,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几乎同时启动。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上了富强之路,而中国却步履蹒跚。更令国人难以接受的是,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对手正是昔日中国的学生——蕞尔小国日本。

甲午之殇

甲午战败的耻辱,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昔日的学生已成了今日的老师。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先进知识分子们希望从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那里学到富强的方法。于是,留学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种风气。

甲午惨败的奇耻大辱同样也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学生。又出于公派经费吃紧及相似文化背景的考虑,留学日本无疑成了首选。及至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科举制的废除使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现实,出国留学成为绝佳出路。

此外,日本朝野对留学运动亦持欢迎和鼓励之态度。日本政府中的不少人出于培植在华势力的信念,也主张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函件中强调“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

就这样,在中国朝野的深刻反思下,在清政府的鼓励以及日本当局的“推波助澜”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莘莘学子纷纷负笈东渡扶桑以寻救国的良方。

共和滥觞

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新兴阶层,留学生们明显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他们亦是时代变革的中坚力量。一旦感到原有政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时,他们就会由原政府的服务者变成原政府之叛逆者,就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之中。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他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欲自强还必须学习日本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许多留日学生已经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

在留日学生的宣传和组织下,日本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更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推向高潮。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而这其中留日生又占绝大多数。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参与主持同盟会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学生甚至放弃学业,提前回国参与革命活动。

然而,由于中国一直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缓慢转型过程之中,社会变革也因此而遭遇到更大的传统阻力。即使是留日革命党人曾为之倾注即了心血的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尽管辛亥革命以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而彪炳史册 ,但它依然是一朵没有结果的花。它并没有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岿然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此后,中国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重塑国家政权的历史过程之中。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随之出现断裂。

开启民智

清末留日学生不仅在政治活动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开启民智的贡献亦不可磨灭。

留日学生置身于迈向近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外受新知启发,内忧国势危迫,“莫不愤然企图改革”。而改革“必须先从思想观念上着手”[1]。因此,他们认为首要工作就是向国人介绍新知以“开启民智”。而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最主要手段就是翻译日本书籍。“日本每一新书出版,译者动则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茶矣”[2]。在当时爱国青年渴求深入了解并学习西方的情况下,这些书便成了可贵的精神食粮。“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鸿《万法公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3]等于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

大量留日学生通过翻译日本书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民主 思想,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思想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在留学生的大力宣传下,向西方学习逐渐打破了“中体西用”之局限,于政治与思想文化层面,“中国近代化的雏型,就是由于他们的筚路蓝缕以启其端”[4]

就如孙中山先生这样评价留日学生: “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 ,新欤旧欤?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 ,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 ,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 ,以致通国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 中国之醒悟 ,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

——————————————

[1]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版

[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

[3]又名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4]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版

后  记

穷则变,变则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先进技术和思想,才能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识。

如果说懂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只是从理论层面倡导向西方学习,近代的留学生群体无疑就是这一使命的承担着与实践者。如果说洋务运动派遣的旅欧留学生仍未摆脱“中体西用”的局限,二十世纪之交的旅日留学生无疑是打破这一格局的变革者。

正如希腊神话所载,普罗米修斯从上天盗得火种送予人类,人类才学会了使用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旅日留学生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盗火者”。他们从一衣带水的邻邦中“盗”回了真理的火种,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燃亮民主、自由、科学的熊熊火炬……


文案:李佳滨 | 编辑:廖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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